竹 间

故事一开始，陈莫（张震饰）开着车缓缓驶过台北街头。近黄昏，天上布满薄薄的云层。

看到这里，脑子里浮现了故乡。

我的故乡，是闽东北与浙江交界的一座小城。在下面一个叫沙埕的小镇上，有一个军港，与台湾隔海相望。有条省道穿城而过，直达军港，那是每天我上下学必经的线路。小的时候不知道，大部分时候，那是军用通道。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一辆辆军用卡车，满载着物资在省道上飞驶而过。没有大人为即将而来的战事恐慌，对于军队的出现总是满怀期待的——道路颠簸不平，每每都会有白菜、大米从卡车上滑落，等候在旁的阿姨、婆婆便从容地过去，满意地捡回家去。外婆也曾带着我，在路旁等待过。只是，那一次，外婆没有等来偶然掉落的菜和米，而我，呆呆一旁，抬头望天上的云。

最早关于台湾的记忆，便是如此。这个与故乡隔海相望的外岛，从儿时起，一如天上的云，已在我心上种下淡淡哀伤。

这种哀伤，似乎也浸透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灰色调的台湾电影里。

认识张震，是在杨德昌导演那部著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14岁的半大少年，眼神和肢体无不透着眷村孩子和当时困居台湾的大陆移民的窘迫与不安。这种窘迫与不安，半缘困兽，半缘思乡。这是大部分那一代的台湾外省人最深沉的痛，最浓烈的伤，流淌在血液里，生生不息。

然后一晃眼，张震已长成偏偏少年，晃悠在各色电影里，颠倒众生！在《停车》里，仿佛看到昔日那个沉郁的台湾少年。

作为曾经的广告和mv导演，第一次拍摄剧情长片的钟孟宏，在技法略显生疏，但好在诚意够。很多时候，我们看一部作品，花的大部分精力都在揣度主创的用心上了。《停车》就是这样一部充满作者深层思考和自我问答的电影。

城市里最平凡的一个角落，却是一个华人社会最典型的缩影——失去独子的老夫妇和早慧的孙女，烹煮鱼汤的独臂理发厅老板，一心想逃脱马夫魔掌的大陆妓女，被讨债流氓围堵的香港裁缝师……当然，主角是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面临婚姻困境的白领，以及在家等待夫归亦在等待爱情重获新生的妻子。故事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成，却又拼凑出其特有的气质——漫漫黑暗却又慢慢迎来曙光。

也许，这就是台湾人眼里的台湾。

和早年的台湾电影相比，之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等这类冷峻而又肃杀的，试图在历史的深处寻找答案的片子，《停车》显得生动了许多，这其实是近年来台海环境的日趋宽松化使然。这也是新生代台湾电影人对台湾以及两岸现状的真实解读。我们在故事里看到的那些天南地北中国人，可以放任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无论台北、北京、广州还是香港，这样的故事照样上演。

影片本身隐隐要表达的也许就是这样。

任何一段关系，运转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渐渐地出离当事人的控制，陈莫夫妇如是，两岸关系亦如是。我们会感觉到有心无力。而这种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转捩点，也许好也许坏，我们无从判断。我们可以给自己随便搪塞一个借口，在某一条街巷停下车来，和蛋糕店的老板打打哈哈，和理发店的老板老友鬼鬼，和西装店的老板推心置腹……总之，我们不想前进，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陈莫发现有车挡在其车位边上让他动弹不得时，他总能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和耐心，因为，潜意识里他根本就不想回家。

而这之后，他“哗”地扯开蒙在承德路上的陈年幕布，好戏，就交替着一出出上演了。在这期间，陈莫的角色是双重的，他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作为演员，他承载着幕与幕的衔接；作为观众，他在故事里找到自己久违的爱与责任。于是，身份的叠加让他欲罢不能。一次次地离开，一次次的回头。好在，故事的最后，在夜的尽头，陈莫还是在黎明的晨曦中安然踏上了回家的路，尽管满脸伤痕，可心却痊愈了。

回望台海关系，却不可能像故事的主角这般只用一个夜晚便可以迅速而顺利地寻找到继续前进的方向。在大部分的光阴里，两岸总是在试探和摩擦中徘徊。在家乡那条省道上，虽早已不见军用卡车来来往往，可两岸的分歧，却在开足马力的狂奔中渐行渐远。真的到了停车的时候！不一定要在当下决定左转还是右行。放下所有的执念，像故事的主角一般在有故事的街巷消耗一整个晚上，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经历短暂饱满的情与伤。让所有待解未解的问题留与我们内心最深沉的渴望，留足了时间和耐心，我们就能等来光明了。

是的，我在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结局里，读到了两岸的光明。也许，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会如我这样的闽人更渴望这般的光明。在一次次被抛弃在历史的几角旮旯里望洋兴叹之后，我们等的也就是一个确定的光明罢了。

故事的结尾，旁白缓缓念着小马给妮妮写的信：“未来，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也许你会哭，但是记得最后，你还是要不停的往前走。”

横跨海峡的天边，乌云缓缓退去，故乡的白云，在新一轮的日光中，渐渐清晰。

尽管哀伤漫长，可我们总会等来的，不是吗?

有人问我，人人如此，你又何必不如此。

心想，若人人如此，我又何必如此。

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不缺我如此，也许只缺我那般罢了。

那时学到的词语：“随缘显露”，如今咂味亦是口齿生香的。

僧人说有佛缘。

而如今，一切都很安稳，很踏实。

佛曰：机缘未到。

如此，如此？

那般。那般！

就像有些歌适合浅吟低唱，有些地方就应当细细品尝。这一湾浅浅海滩，我们总习惯于赋予其太多意志的负担，殊不知，这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只是安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看不见沧桑，看得见的只是缓缓流淌的属于南海的温良。

所以，请万万不要带着过分激烈的情绪来香江。无论是爱与恨，你总会在此显得磕磕绊绊。这其中曲折的便是心的距离——不曾真正感同身受这被历史卷入漩涡的小渔村的爱与哀愁。太多强势的力量来来往往，一如潮涨潮落，任凭怎样抗拒与接受，大体都是徒劳的，于是，才会酝酿出这沉稳内敛、兼收并蓄的气度来吧。而，这种气度，我相信流淌自千年文化的涓涓溪流，否则咖啡与茶怎样搅拌出属于自己的芬芳呢？

我们徜徉在穿入云霄的摩天大厦中，我们穿行于屋檐滴水的市井小巷中，我们在咸咸海风中面对海港上空风云变换，我们在熠熠星光中痴望城堡上空烟花绚烂。想过千百遍，原来这样的昏暗与明亮，俐落与湿粘却都是最最真实的海港城。攀爬过艰难的山道，太平山顶的雾和雨，在一袭凉风中消散，那渐渐妖娆清晰的灯火，勾勒出这个城市最动人的轮廓。

这一刻，你怎能不泪湿眼眶？

这一刻，你是否置身天堂？

我们问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飘飘悠悠地作答。你爱的绚烂，我爱的泛黄，都在此刻找到答案，在这冰凉的夜风中，在这浅浅的海湾中。

这才是最纯粹的美，不吝惜呈现之美，不矫揉造作之美；

这样亦张亦驰；

这样进退有度。

恍然惊觉身是客。于是，我们来，轻轻抚摸斑驳的心；然后，我们走，淡淡挂着会心的笑。

静静穿过百年自以为是的苍凉。不带走一缕海风。不惊扰一片灵魂。

一直在想，要从怎样的视角去解读这本书。由表及里，怕雷同、怕粗浅，怕对不了解的宗教与民族妄加评论。

作者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去审视故国的，难免带着偏执的同情与怀疑——同情这个国度的千疮百孔，怀疑宗教的善恶真伪。是的，本质上，正是阿米尔信仰的缺失才导致其个性的懦弱与骑墙，无敬畏心也同样缺乏主心骨，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哈桑还是阿塞夫面前都是渺小的。懦弱者永远无法面对自己的懦弱，让自私蒙蔽自己的眼睛。等在黑暗中睁开双眼时，才发现身后已是断壁残垣。在索拉博自杀后阿米尔跪向真主的行为，与其说是他的彻悟，不如用“临时抱佛脚”更为真实。而之后索拉博的重生，究竟是仁慈的真主对阿米尔虔诚的认同还是对哈桑一家不幸的眷顾呢？见仁见智吧。

回头来审视宗教给人们到底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在内心纯净饱满的同时还会伴随那样剧烈的仇恨与恐怖？这究竟是宗教之过，还是欲望使然呢？深藏于人心深处最可怕的恶魔种子到底是因何发芽呢？我们如何去理解苦苦追寻“两世的和平与安宁”的伊斯兰教徒怎会变成怀抱武器滥杀无辜的塔利班？是什么打破阿富汗人民宁静祥和的故土？是什么将真主庇佑的土地变成魔鬼横行的地狱？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其实作者也没有想出答案，甚至作者没有真正去寻找过答案。而远在千里之外，更加无所敬畏的我们，更遑论去触及答案了。

在面对命运的吊诡时，所幸还有人性的光芒。而这种光芒，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拥有全民信仰的民族血液里流淌着的高贵因子。哈桑如是，索拉博如是。这种高贵的心性，是在那满目疮痍的国度支撑起民族屹立不倒的坚实脊梁。这种胸怀高贵心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命运面前都会表现出异常的坚韧与勇气，他们是鲁迅先生笔下那些“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猛士，是千千万万对故土家园不离不弃，痴心守望的爱国者。正是这些在平静的阿富汗辛勤劳作，在动荡的阿富汗守望相助，在破碎的阿富汗艰难跋涉的阿富汗人，汇成阿富汗尘沙漫道的版图上最动人的风景。

故事的结尾，洪水湮没了那口废弃了的1918年的神奇老钟，故事“起”于钟而终于“钟”，安静地如同它行走了85年的秒针，而关于本杰明巴顿的一段往事，也就消失在卡特里娜飓风里了……

“有些人 在河边出生长大；

有些人 被闪电击中过；

有些人 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

有些人 是艺术家；

有些人 游泳；

有些人 懂得纽扣；

有些人 知道莎士比亚；

而有些人 是母亲；

也有些人……能够跳舞”

这个世界上所有平凡不平凡的人们，无论经历过怎样的人生，无论拥有多大的成就，无论怀揣多深的梦想；无论家财万贯抑或一贫如喜，无论天赋异秉还是辛勤耕耘；无论多么热爱或厌恶这个世界，无论对这个世界是这样愤愤不平、喋喋不休，无论是怎样的特殊——上帝都给我们以最最公平的结局，那是所有人的归宿，是人类情感的动因，更是我们幸福的来源--不可逆转的死亡。

爱情与死亡是故事永恒的主题。我们习惯于用过于悲壮的视角来审视这二者的结合——如果不是《乱世佳人》，那怎么也得是《冬季恋歌》吧。其实，大部分人的生命和爱情都是安静的如一汪水，有风吹过，泛起涟漪，但怎么也不会是惊涛骇浪。即使有过那么些个波澜起伏，可是放诸生命的长河中，也不过只是浪花一朵罢了。无论“生得伟大、活得光荣”还是“生得猥琐、活得卑微”，都不能改变在自然的面前，安然谢幕。这是造物主仁慈的爱，是每个生命平等的尊严。这就是本杰明的一生，这也是大多数人的一生。

看清这一点，不是让你消极沮丧，只是在遇到那些措手不及的境遇时，能泰然面对。因为，我们注定要失去的生命，让我们会发现生命之美。我们就是带着必死的心，去经历生死，经历爱情，经历冷暖，经历聚散，经历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在有限的时光里能驻足于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世界，体会你从未有过的感觉，能见到其他与你观点不同的人们，能有一个值得自豪的一生。如果和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样,能有勇气，重新启程。

命运给予每个人的起点永不相同，这些不相同构成这个琳琅满目的世界。我们不能总是去抱怨或苛责命运待你太薄，人高你矮，人美你丑，如果你也遇上本杰明一样完全颠覆的生命形态，是否就可以成为厌世轻生的正当借口了呢？不，如果有一天我们湮没在人群中，庸碌一生，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要活得丰盛。

在16岁时，本杰明带着70岁苍老的躯壳开始了“重新启程”。嘿，老头，你能在那拖船干什么呢？“我愿意干任何事情。”是的，只要你有勇气，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出海，可以做爱，可以偷情，可以作战，你可以在逆行的光阴里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感受那些迥然不同的又异常迷人的别样人生。甚至你可以去爱一个人，坚定地痴心地，终其一生地。为此，本杰明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忍耐与等待，在理想与现实中纠结与周旋。但，正基于此，才能让真爱愈发明晰。

在1962年春天，黛西在美国南方和煦的阳光中归来，在彼此最美丽的时刻。抛开过往的一切吧，那些关于生命和光阴的悖谬就和过去一起扔在恋人的身后吧，在属于彼此的当下空间里，没有多余的前后，只有不尽的right now！虽然他们生命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成长，但终归还是有交叉的一天，即便之后依然要分开，可是，人生啊，不就为一场美丽的相遇，和对的人，于对的时间，在对的地点。

——“你的话都没有超过两个字。”

——“我怕破坏了气氛。”

此时已忘言……

电影一步步和本杰明一起在光阴里洗练尘心，在印度高原孤独旅行，然后变成孩子，然后，变成婴儿，在苍老的黛西怀里，安然死去。

“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对周围的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诅咒命运...但是等到了最后一刻...你还是得平静的放手而去。”

Goodnight Benjamin。

Goodnight Daisy。

摘自《华夏地理》2008年第10期《宝岛风云沧桑录》　　

台湾的可信历史不过400年，但在此之前，早有人类在岛上活动，年代之久，甚至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台湾目前唯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洞里的石器无论大小，全都用天然砾石打剥而成，不见丝毫磨制的痕迹。学者称这种石器为“砍伐器”，属旧石器时代遗留，距今可能约在5万年前，最晚也在5000年前左右。

　　八仙洞遗址位于台湾东部花东海岸山脉的半山腰上，学者认为既然这样的地形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那么适合人类生活的西海岸地区更应该可以找到相似的文化遗留。1979年底，台北市芝山岩遗址出土的一件外表粘有若干海贝的“典型砾石砍器”，证实了学者的这一推断。

　　不过，芝山岩遗址的典型代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新石器文化最初是从台北县八里乡的大坌坑遗址走入人们视野的，在这里发现有绳纹的红陶和少量的磨制石锛与带孔石镞，其存在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之间。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台北的圆山、芝山岩，台中的牛骂头，台南县归仁乡的八甲村和高雄县林园乡的凤鼻头等，可见台湾历史之久远。

　　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圆山遗址。它位在台北湖畔（即今台北盆地，在古老时代它是一个湖泊，后来地层上升，湖水流泄入海，才渐成今之盆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遗址中除发现有磨制的石器、彩绘陶器外，还有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难得一见的贝冢。所谓“贝冢”，是指人类取食贝肉后丢弃的大量贝壳所形成的堆积物。由于大量的贝壳能形成富含钙质的环境，较易保存骨及角质的有机物，所以在贝冢中也同时发现五座墓葬，说明那时的圆山人已有了较为先进的聚落。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至铁器时代；从南方到北方，从山区到海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散落于全岛，无言地诉说着宝岛的史前文明。由于铁器导入，台湾西海岸地区率先脱离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此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台北县八里乡的十三行遗址为代表，这里发现的史前遗留物已经没有了石器，较多的是火候高而质地坚硬的陶器和少许的铁器。从存留时间看，十三行文化一直持续到汉人进来之后，才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台湾也在汉文化进来之后，徐徐开始了她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进程。

　　早在荷兰人据台之前，就有汉人陆续来此垦荒，或与原住民做生意，或将此作为海盗的根据地。宋朝《文献通考》记载：“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可至。”此段文字表明一千多年前，即有人从大陆渡过海峡登临台湾岛，并指出“流求”即今之台澎，但到底是台湾还是澎湖，抑或两者均概括在内？

　　不管怎样，台湾一直都在静静地等待开发，然而，中国却一再错过。宋、元时代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频繁往来的船只并没有发现她，郑和七次下西洋，那浩浩荡荡的船队也从没有对她看上一眼。即使明中叶以后，对中国海岸城乡侵扰不已的倭寇和海盗就在台湾设据点，剿倭名将俞大猷也没有来此斩草除根。但是，远在万里之遥的荷兰却不曾错过。

　　17世纪，欧洲进入海权争霸时代，海路的开通和航海技术的改进，使临海的西欧诸国各自派出船队对欧洲以外的土地进行抢夺占领或经济侵略，荷兰就在这个时候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来到亚洲的远东地区。

　　其实，荷兰在中国建立根据地，以便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企图由来已久，但在多次接触之后均无功而退。于是明天启二年（1622）7月，荷兰提督赖耶尔逊率兵舰攻打澎湖，苦战多时失利，仍不死心，再于天启四年（1624）8月转而东占台湾南部。由于荷兰人的占领和开垦，中国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海外荒陬。所以，连横在《台湾通史》里劈头就说：“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将台湾历史明确定在荷兰人据台之后。